李文喜向记者介绍，有资料统计显示■◆■★，东北抗日义勇军货币共有18种名称、66种面额版别★◆◆★■★，其中大部分为纸币，个别为金属币■■■★，◆◆■“其中有的为自行印刷◆■◆，质地比较粗糙★★◆■■，有的是利用旧的官帖■◆■★★，也就是官银号钞票、有价凭证等，改造或加盖印章而成的票券。”

　　除了在辽宁发行的这两种义勇军货币，在吉林和黑龙江也有义勇军货币发行流通★★◆◆■◆。吉林榆树县的“榆树县财务处吉钱条”◆★◆◆◆■，因其票面为白地红花的花纹，因此被当地百姓称为“大白杆儿★★★■”或◆★■“大白条◆◆”■◆★◆◆★。“吉钱条在时间上是最早的东北义勇军货币，也是全国最早的抗日货币■■◆★。”李文喜介绍■★。而在黑龙江则有在马占山抗区发行的“黑龙江官银号大洋券★★★◆”，俗称◆■■■◆“马大洋”或■◆“马票■◆★◆★◆”，但辽宁抗区一直是发行货币种类最多的◆◆◆■★。

　　“义勇军抗日的区域被称为‘抗区’，这些纸币就是在这里诞生和流通的★★。”李文喜告诉记者◆★■，“这些货币也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抗日货币。★■”

　　曾任东北军步兵第一团副团长的唐聚五，于1934年4月在桓仁成立了辽宁民众救国会和辽宁民众自卫军，公推唐聚五为自卫军总司令。自卫军成立后发展很快，兵员最多时达10万人★★■◆◆■。当时，以通化为中心的辽东地区交通不便，商品经济不够发达◆◆■★■，市场通货紧缺。自卫军军需及当地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★◆◆，初期主要靠各县税收、各界爱国人士捐助和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支援，但难以解决实际需要◆★◆，因此■■◆，由辽宁民众救国会通过民众银行先后发行了两期军用货币。

　　◆★■◆“义勇军货币的意义很重大，除了解决了抗区部队生活和给养问题，帮助农耕，对于解决东北金融严重滞止◆■★★，日军滥发货币也有着很现实的意义★◆★◆。最主要的是，在义勇军当时所处的艰苦环境里★★■，义勇军货币的发行，更像一种无声的呐喊，昭示着所有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、抗战到底的决心。”李文喜说。

　　军用票流通于辽东的通化、桓仁、宽甸、抚顺等13个地区■◆■★，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货币中币值最高、流通地域最广、印制较精致的货币。第一期“军用券”桓仁版，发行于桓仁县，发行总额30万元，有1元★◆◆★★、5元、10元三种面额。票面形制仿照东三省官银号兑换券样式。第二期■★★■“军用券”通化版，发行总额约600万元★◆■，有1角、2角★◆★★■、5角、1元、5元、10元六种面额，币值较高★★。李文喜介绍，当时市场上◆◆◆★■★“军用券”1分可买1个肉包子，3元可做一桌有海参的酒席★■★★◆★，10元可买黄金1两。

　　在诸多义勇军货币中◆★，流通时间最长的是被人们称为“老邓票”的一种义勇军货币，它的流通区域为义勇军名将邓铁梅的抗区★◆■。

　　在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的展示柜里，静静地躺着几张珍贵的纸币★★。它们是东北民众自卫军发行的1元、5元、10元三种面额的纸币。这三张纸币■◆■，也是葫芦岛农垦集团文化旅游部部长、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馆长李文喜一度视为珍宝的特殊文物。九一八事变点燃了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烽火，东北100余个县的各阶层、东北军◆★★、公安部队爱国官兵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◆★■，奋起抗战。而这些东北抗日义勇军纸币，就见证了这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。

　　除了“老邓票”，辽宁民众救国会发行的军用流通债券（简称军用券）也一度成为义勇军货币中币值最高、流通区域最广、印刷最精致的货币。

　　因为当时很多东北义勇军的抗区都地处偏僻的山村，交通不便，经济不发达★◆★■◆■，经费十分困难。爱国人士组成的抗日救国会曾在平津地区发行爱国奖券10万元，但只是杯水车薪，不能根本解决抗区部队给养和货币流通需要。于是一些义勇军部队开始分别发行了流通于各自抗区之间的货币◆■★◆。

　　1933年5月，由于叛徒的告密◆★◆◆，埋藏在地下的印钞设备全部被日军抢走。至此★◆★◆■，东北民众自卫军通用钞票的发行宣告结束◆◆◆★■◆。但东北民众自卫军钞票一直流通到邓铁梅牺牲的1934年5月，是义勇军货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种。

　　如今★★，每年有近30万的参观者会来到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，而这几张珍贵的义勇军纸币◆■■，就像一块块无字丰碑，默默地向人们讲述当年先辈们那一段段浴血奋战的故事★■。

　　九一八事变后◆■，邓铁梅与抗日英雄苗可秀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，在凤城★◆、安东、岫岩、庄河等地展开战斗。随着队伍逐渐扩大，部队给养出现了问题◆■，邓铁梅在抗区成立了税务、警察、石印等局。1932年春★◆，邓铁梅从丹东购入一台旧式石印机，设法从日军司令部弄来纸张后开始印刷钞票◆★■。当时发行量仅2万多元，与奉票通用，主要在龙王庙一带流通使用。这种钞票在群众中信誉很高，被称为◆■“邓司令票”或“老邓票”◆■。